2022年1至8月，京津冀的 PM2.5累计均值历史性地达到国家二级标准。中国已成为全球大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

　　记者倪元锦

　　上图为2013年1月11日拍摄的北京西二环一座立交桥附近街景，下图为2022年6月6日拍摄的同一地段街景

　　2013年开始，环保人士邹毅每天都会在固定点位拍摄北京天空，灰蒙蒙的色调占据了大部分画框。彼时的秋冬季节，京津冀及周边多个省份空气重污染橙色、红色预警不断，细颗粒物（PM2.5）浓度甚至攀升到每立方米700至1000微克。

　　十年间，中国城市大气污染治理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展。回顾 2013 年以来走过的路，中国先用三年时间，构建起全国性的空气质量监测网络，实时发布 PM2.5等主要污染物监测数据，在此基础上，逐步提升对重污染天气的预报预警能力，保障公众知情权、健康权。

　　数据显示，2015 年 338 个地级以上城市全部开展空气质量新标准监测之时，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城市仅 73 个，占比21.6%；2021年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城市达 218 个，占比64.3%。2022 年1至8月，京津冀的 PM2.5累计均值历史性地达到国家二级标准，曾经的灰霾中心早已成为历史。

　　正如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所言，中国已成为全球大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国际社会对中国空气污染治理成就普遍予以高度评价。

　　治霾力度，规模空前

　　过去几十年，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快速推进，环境问题尤其是大气污染愈发凸显。治理重点从开始的消除烟尘污染，到酸雨防治，直至PM2.5治理。处在经济转型的关口，大气污染是对高耗能产业拉动增长的警钟。经济与生态的双赢之路，道阻且难。

　　2011 年，北京及周边地区发生的长时间雾霾，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同年 11 月，国务院启动PM2.5等污染物监测和发布。2012 年2月颁布的修订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将PM2.5、臭氧等六项主要污染物纳入监测和发布范围。

　　2013年9月，国务院发布“大气十条”，以识别主要污染源并加强监管入手，以企业监管信息公开为先导，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分步骤对燃煤、工业、交通、扬尘和散煤污染源进行空前规模的治理。

　　各地相继出台空气污染治理地方性法规及措施，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强力推进PM2.5治理：从减少污染物排放，到严控新增高耗能、高污染行业；从大力推行清洁生产，到加快调整能源结构；从强化节能环保指标约束，到推行激励与约束并举的节能减排新机制……

　　2014年2月，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以及三地相关协议的签署，环境保护合作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在大气治理领域，三地践行“责任共担、信息共享、协商统筹、联防联控”，在燃煤治理、工业减排、机动车油品升级、散乱污企业关停、执法联动、标准统一、预报预警会商等领域，有诸多实践。

　　此后数年，国家层面，新环保法、大气法陆续颁布施行，环保警察、污染信息公开、按日计罚、行刑相接等制度亮出利剑。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产能过剩等指标的考核权重，推动治污从“点头要干”化为“真抓实干”。

　　这其中，信息公开，特别是对污染源在线数据的大规模实时公开，激发了政府、企业和公众的良性互动，强化了环境监管和执法，有力推动了工业污染减排。

　　如果说，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是对自上而下的政府监管的有益补充。那么，2016 年起开展的大规模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则使企业环境合规表现得到进一步提升，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和交通运输结构开始调整。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是中国基于自身国情建立的创新机制，不但督企，更是督政，对省级党委和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开展环保督察巡视，有力推动了地方党委政府落实保护生态环境的主体责任。

　　污染源自动监控等物联网监控系统，是“生态环境监督执法正面清单管理制度”中非现场监管执法的重要方式之一，是优化执法方式，提高执法效能的利器。

　　此外，节能量、排污权、碳排放等交易制度以及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从初步确立到日臻完善，撬动了常态化减排的杠杆，更是培育了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

　　2018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要求编制实施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进一步明显降低 PM2.5 浓度，明显减少重污染天数，明显改善大气环境质量，明显增强人民的蓝天幸福感。

　　数据显示，至2020 年，全国地级以上城市优良天数比例提高到87%，PM2.5未达标城市占比37.1%，较之2015年的77.5%显著下降；2020年全国337个城市累计发生严重污染345天、重度污染1152天，较2016年严重污染784 天、重度污染2464 天，重污染天气大幅下降。“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取得阶段性成效。

　　2020年9月，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作出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承诺，随着后续“1+N”政策体系的逐步确立，中国生态环境工作进入了“降碳为主”“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新时期，自“十四五”开始，中国踏上“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的新征程，空气质量有望在“双碳”进程中得到更大改善。

　　9月5日，观众在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首钢园区参观（任超/摄）

　　科技引领，精细治霾

　　治理大气不能只靠战役式突击。在大气污染防治的精细化战斗里，科技，始终是中流砥柱。

　　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自动监测室主任景宽亲历了2013年系统监测PM2.5以来，北京的监测能力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细”“从细到精”的过程。

　　景宽说，从前的北京，每460平方公里才有一个空气质量监测站，近年来，随着小型化传感器技术的发展，北京建成了1000余个高密度监测站点，平均每15平方公里就有一个监测点位，覆盖330余个街道乡镇，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支撑整个监测网络的日常运维、质保质控和数据分析。

　　景宽经历的这十年，北京不仅实现了对PM2.5实时浓度的监测，还开展了PM2.5组分实时在线监测、PM2.5来源解析，为日常减排、区域重污染联防联控提供科学依据。

　　放眼全国。2013年1月1日起，国家环境空气监测网正式运行，首批 74 个城市按空气质量新标准，开展监测并实时发布PM2.5等六项主要污染物的实时监测结果，以及AQI（空气质量指数）等信息，公众可通过互联网实时查询。

　　2014 年，发布城市数量增至190个。2015年，覆盖338个地级以上城市、1436 个点位的国家环境空气监测网建成，具备PM2.5等六项主要污染物的监测能力，并通过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向社会公开空气质量监测点位逐时监测结果。

　　根据公众环境研究中心9月21日发布的报告《蓝天之路：十年巨变·2030年展望》，进入“十四五”时期，前述点位拓展到1734个。我国已建成以城市固定站为主，综合超级站、组分站、微型站、走航车监测、遥感监测以及无人机航测的大气综合立体观测网络。此外，河北、西安、济南等地率先向社会开放乡镇点位、微站环境监测数据，济南、西安还开放了道路环境监测数据。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蔚蓝地图”数据统计显示，2022年通过网络公开渠道，公众可获得实时空气质量监测数据的点位达9647个。

　　随着全国各级空气质量监测数据日趋全面和及时公开，社会各界发挥自身优势，在监测数据基础上开发产品，尤其是结合地图的可视化产品，让公众更方便地实时了解到环境空气质量，安排出行，规避风险，保护健康。

　　此外，这十年，预报预警与应急管理也实现了紧密联动。通过在气象条件不利、重污染即将来袭时，对污染源有针对性地“点刹”控制，实现了科研界追求的“精准应急管理”。

　　“提高重污染预报预警能力，开展大气污染溯源与追因研究，是满足短期应急管理和中长期降耗减排、优化能源结构的迫切需要。”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研究员王自发说。

　　茫茫大气污染中，各类化学成分是企业还是机动车排放、是来自什么行业、是过去积累还是当日产生……对污染物进行“贴标”，再依靠“溯源、追因”等科技支持，继而实现有针对性的控制，这已非天方夜谭。

　　作为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王自发向记者展示了我国科研人员自行研制的“双向嵌套多尺度空气质量模式”（NAQMPS），可用来探索大气污染物产生、输送和沉降规律，继而在气象条件不利于污染物稀释、扩散时，提前对排放源头进行“点刹”控制。

　　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体系系统化建设起源于2013年。2013年9月，国务院“大气十条”要求建立区域协作机制，统筹区域环境治理，建立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体系。“到 2014 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要完成区域、省、市级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系统建设；其他省（区、市）、副省级市、省会城市于2015年底前完成。”

　　在后续的环境治理过程中，地方根据应急管控需求，多次修订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随着预案的升级迭代，应急响应精细、精准程度也越来越高。坚持提前预警的原则，让污染排放强度在累积之前就降下去，实现“应急削峰”的目标。

　　对重污染天气过程的提前准确预报，是重污染天气预警的基础。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的全国环境空气质量预报中心，已成为涵盖国家-区域-省-市4级空气质量的预报体系。在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贺克斌看来，三大技术体系，即立体监测、排放清单、数字模拟，自2013年以来都有明显突破，从而大大提升了治霾实战当中的研判和决策能力。

　　贺克斌表示，借助污染来源识别和源解析的科技能力，可获得天上污染物的信息。科研人员在地面通过模型模拟等手段，再去研究这些化学成分的特征，是来自什么地方、什么行业，从而进行来源识别、来源解析和预报预警。贺克斌专门提到近年来具备的“方案推演”能力，即在未来1年、3年或者5年，通过采取某些措施，按照正常气象条件推演，能否实现预期减排效果。

  “这个能力，很多城市和区域是不具备的。那时，就是定目标、做计划，先干了再说，至于完成这些计划能否实现减排目标，相关分析能力曾经是欠缺的，近些年，终于补上了这一课。”贺克斌说。

　　展望未来，任重道远

　　专家指出，当前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总体上尚未根本缓解，重点区域、重点行业污染问题仍然突出，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任务十分艰巨。2021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提出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意见》明确到 2025 年，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下降，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0年下降18%，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PM2.5）浓度下降10%，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到87.5%，全国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率控制在1%以内。

　　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教授张强课题组与环境学院贺克斌院士课题组合作，在《国家科学评论》（National Science Review）发表题为《碳中和背景下中国2015-2060年PM2.5空气质量改善路径》的论文，指出实现碳中和目标对我国未来空气质量根本改善具有决定性作用。该研究预计，末端治理措施的减排潜力将于2030年基本耗尽，深度低碳能源转型措施将成为我国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的动力源泉，也是我国空气质量改善的必经之路。

　　如果说2013年“大气十条”实施以来，环境保护工作主要依靠污染防治作为驱动轮，带动碳排放走向稳定。那么，从“十四五”开始，我国正走入污染防治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双轮驱动。未来，碳减排的驱动轮将会愈发重要，可以预料，通过推进碳达峰带动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和交通运输结构的调整，我国空气质量将进一步得到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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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陶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