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计划经济时期，罐头是北冰洋的“拳头产品”，也是张鸿林、马瑞奇、马迁口中最值得骄傲的“国家贡献”。张鸿林对罐头分类如数家珍，仿佛这些产品仍在生产线上流转：“我们罐头分四大类，肉类以四川瘦肉型猪的臀尖为主，清蒸猪肉、红烧肉罐头每罐都要盖一片香叶，确保风味；禽类有红烧鸭、八宝鸭，煮鸭子用的是1米2直径的双层不锈钢汽锅，靠一百七八十度的水蒸气焖煮，撇出来的鸭油还能给食堂做油酥火烧，一点不浪费；菜类里的酸辣菜，装在1公斤铁罐里，黄瓜条、胡萝卜条配黄豆，用白醋调得酸甜微辣；水果类里的糖水白桃，专门用铁罐出口，玻璃瓶长途运输容易破，铁罐更安全。”

  “那时候，我们的罐头，尤其是糖水软桃和番茄酱，每年能为国家挣不少外汇。”张鸿林补充道，“番茄酱还是第一批上飞机的小包装食品，20克的小铁桶，方便乘客抹面包，出口到国外，外国人都认可咱们的品质。”马瑞奇还记得番茄酱生产的“高标准”：“用的是新疆的长圆形西红柿，皮薄肉多、红色素足，通过热处理剥了皮，整个装罐。出口的有1公斤、5公斤的大桶，到国外都是做西餐用的，质量一点都不带差儿的。”

  而在国内，这些“高标准”的罐头也成了职工的“福利”。张鸿林笑着说：“有时候罐头验货时有点鼓包，出口不行了，就给食堂。猪肉白菜5分钱一大碗，白菜都是白菜心儿；分排骨的时候，职工剔的排骨还挂着不少肉——那时候工资才39元8角1分，夏天车间没空调，90%的女职工都得起痱子，车间温度能达40多度，这点福利是大家应得的。”马瑞奇也记得，那时候分罐头是“最开心的事”：“冬天分红烧肉罐头，回家加热一下，全家都能改善伙食。有时候还会分有点瑕疵的桃罐头，虽然卖相不好，但味道一点不差，孩子吃得特别香。”

  马迁依稀记得，罐头不仅能创汇，还养育了一代代北冰洋人，“只要是外观不好的罐头，就拿到食堂来，把罐头打开，往锅里一扣，再拿白菜一煮。味道真是太香了。”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很多人眼中，在北冰洋上班相当于捧着一只“金饭碗”，在那里上班的职工也成为被羡慕的对象，是备受欢迎的“香饽饽”。

  “在当时，如果你被分配到北冰洋工作，那他就老骄傲了。”马迁说，工资稳定，福利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