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明十三陵的方式非常多，我也曾不止一次去这距离市中心50千米的群山之中踏勘，也曾对初次见识其宏阔、浩大时的震撼念念不忘。然而，作为多年关注影像史研究的穷追不舍者，更为念念不忘的，则是明十三陵在摄影术诞生以来的百余年间在中外摄影家的作品中留下的那些珍贵身影。

  明十三陵起初为一片禁地，在清代受到官方保护，清政府不仅派专人守陵，还委派地方官进行监督管理，但到了清末，由于时局动荡、国力衰退，陵区管理日渐松散，也正在这时，这片华贵而又神秘的皇家墓葬群，逐渐吸引了西方访客的目光，他们掀开它尘封已久的面纱。这一切随着西方游历者们依托当时新兴的摄影技术而被记录下来，也正是从那时开始，观看和记录明十三陵有了全新方式。

  作为上世纪19、20世纪交替之时来到北京的外国人，熟悉了内城景致与市井风俗后，不禁将目光放到更远一些的地方。翻看百年前风靡一时的各类北京旅行指南，明十三陵是编者们清一色推荐的选择。英国通济隆公司更是在面向外国游客设计的北京 9 日游线路中，将明清长城与明十三陵一并纳入行程，只需花费两天，便可饱览。

  “明十三陵神路的开端是巨大的石牌坊，从这座大门进去，就能看到长长的神路，神路两旁皆是起伏的高粱地，走在神路上，经过那些漂亮的牌坊和石桥，就能抵达山脚下的‘帝王谷’”。当时是这样描述这片神奇之地的。但当时从内城抵达百里外的明十三陵绝非易事。

  群山仿佛天然的屏障，使这段探索之路十分艰辛，需要赶大车或是骑马，花费数日长途跋涉才能到达。随着京张铁路投入运行，这场远足变得容易起来：从东交民巷使馆区乘坐黄包车到西直门或是到丰台站去搭乘京张线列车，途经清河与沙河站后，在南口下车，自南口站向东而行，在当地有经验的向导指引下，坐轿子或是骑马，花费两个多小时便可以深入明十三陵一观其真容，参观多半天时间便可踏上返程。

  诸多为后世留下中国晚清与民国旧影的摄影家，正是沿着这条路线来拜访明十三陵，为十三陵留下珍贵的照片，也让今天的我们得以窥见百年前这片皇家陵寝的样貌。这些摄影家大多名噪一时，其中包括约翰·汤姆逊、黎芳、山本赞七郎、莫理循以及华特兄弟等，提到任何一个名字，都是摄影史上响当当的人物。他们的影像作品共同构成明十三陵早期的影像大观。

  关于明十三陵的影像，可追溯到摄影工艺的湿版时代。这一时期需要用涂布火棉胶的玻璃板作为底片，并在涂布药液尚未干透的情况下进行拍摄，相当麻烦，不仅照相机的形体像大箱子般笨重，还要配备简易可移动暗房以满足从制备底片到冲洗等一系列的工作。“照山水之难处，器料多而重，又必用暗房，携挚非易”，虽然可以雇用助手协助，但在京张铁路通车之前来到明十三陵拍摄，对摄影师们来说还是异常艰辛的。

  日本摄影师山本赞七郎，怀着来中国的“淘金梦”，于 1897 年来到北京，在爱新觉罗·载霞的霞公府开设以为当时达官显贵与社会名流拍摄肖像为主要业务的山本写真馆。此外，出于商业销售目的，同时也发自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在旅居北京的岁月里，山本不断地用相机记录下北京的城墙古建、自然风景、市井民俗，将当时的北京样貌用相机定格下来，并将部分影像于 1906 年陆续发表在影集《北京名胜》上。《北京名胜》中收录山本拍摄的明十三陵照片近10张，古老的牌楼、神道石像生纷纷入镜，这一切矗立天地之间，尽显荒芜苍劲，他甚至拍摄了长陵祾恩殿内部金丝楠木大立柱撑起的静谧空间，从中可以一窥他个人的主观映射与对明十三陵的理解。

  同在这一时期，中国本土摄影师黎芳于 1879 年来到北京，这是他首次游历京城。他拍摄了京城内外著名的景点，并从中挑选集成《北京及周边摄影集》，明十三陵也在其中。在对明十三陵的影像诠释中，黎芳有着不同于西方人的表达，无论是石牌坊、神道、祾恩殿、御碑亭，呈现出的是直观与正面视角，真实清晰的镜头语言反映出明十三陵建筑本身的样子，这种纪实性有别于西方摄影师在作品中刻意营造的东方意境。

  中华民国时期，随着相机尺寸小型化与感光材料便携化，照片相较过去变得更为易得。带着相机来的人多了，明十三陵的照片也多了，要说个中翘楚，德国摄影师赫达·莫里循必须留有姓名。赫达24 岁那年，偶然在一本摄影杂志的广告页看到德国人在北京开设的阿东照相馆正在招聘女性摄影师。她毅然来到中国，随身带着一台禄来双反相机。此后 13 年间，她骑着自行车拍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风景名胜。除了内城，她还独自去了京郊一些地方，明十三陵便是其中之一。相较于体现陵区的肃穆苍茫，跟随赫达的镜头，我们可以看到更为多样的明十三陵：登山远望，皇帝们的陵寝散布在山坳间；神道两旁，石像生仍是排列整齐的仪卫，但此刻它们成了照片的主角，有了自己的“证件照”，雕刻细节栩栩如生，仿佛被注入了生命活力；登上长陵明楼，穿越棂星门，石五供前明成祖朱棣依旧享受后代子孙的供养……赫达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沉思默想又涌动着浩浩松风的明十三陵。